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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军居然能够在挡住日寇的同时，还有余力经略川蜀，这份实力……大家还是想想该怎么给自己找条后路吧！
倒是土共内部对这一行动并无什么特别的感受，同志们都只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而已。
甚至可以说，对于现在川省的情况，很多同志早就已经看不下去了，若不是抗日为先，早在几年前红军就已经打下了川蜀。
当然现在也不晚，随着马步方于6月被捕，西北局势基本平定，而再次之前红军早已拿下甘省，换句话说，土共差不多有大半年的时间未曾扩张啦。
以目前的干部培养速度，大约半年就能成熟一茬，32年中央红军进驻陕甘川，34年拿下晋省，35年攻略甘青，可以看到中间的间隔越来越短，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大，犹如滚雪球一般，如今涉足川蜀，其实再正常不过。
换个角度来看，到了这个地步，太慢太快都可能出问题，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不能扩张太快，以免过多的投机分子混入队伍。
但如果过于稳扎稳打，非要等到所有干部都准备好了再下手，也可能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潜在的不公平，现有干部都出自老根据地，时间久了也会产生很多麻烦。
话说回来，这川省乱局可以说由来已久，自辛亥革命后，蜀地政局就愈发变得一团糟，各路军阀和地方官吏交织在一起，拼命地扩大防地，搜刮民财，充实兵力，都想凭借个人的武装实力来开辟一条通向权力的新路。
尤其是18 年实行了所谓的“防区制”之后，各大军阀纷纷盘踞在一块地方，自立法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称王称霸，直接成了封建诸侯，把一个素称“天府之国”的川蜀大地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12年到35年，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四省军阀大小混战就发生了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
这些军阀内斗，不仅造成了川省内部极度冗余的军队规模，还带来了愈发凋敝的民生经济。
比如在二刘争川之前，此地军阀光是正规部队就有刘湘的21万、刘文辉的16万、邓锡候的9万人，田颂尧的6万、杨森的5万，加在一起都快60万了，这还不包括数不尽的地方民团和地方武装。
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不过是一个轻易便可戳破的气球，否则红军也不可能早在32年就于陕南川北一地站稳脚跟。
这些庞大的军队，一方面快速地吞噬着川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对整个社会生产的破坏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大小军阀把底层士兵当炮灰，把农民的田地当战场，将农民的财产当军需，强迫农民当力夫，给贫苦百姓带来极大灾难。
为了扩军混战，许多军阀都规定“一户之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而事实上若是没钱贿赂，就算是家中独子也会被强行抓捕。
每次征兵的实话，团总、保正、牌首等便开始乘机敲诈勒索，无人当兵的农户便要强征所谓的“壮丁费”。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拉不齐分配的壮丁数目，遇着四、五十岁的农民也绳拥索绑，刮了胡子凑数，搞得农民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觉。
以至于有的人甚至忍痛砍断自己的右手食指以逃避当兵，有的则远走异乡或隐匿深山老林，也有的长期无偿地给地主当长工，或将自己的老婆孩子给地主当家奴，作小老婆……
而那些被强拉去穿上军衣的农民，也成千上万地死于战场，侥幸存活下来的，很可能到了家乡之外便开始助纣为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些便是土共自32年之后，不断从南边收集到的情报，更为可笑的还有川省军阀在防区内实行的田赋“预征制”，一年数征，年年预征，逐年增加。
比如就在红军抵达陕南的第二年，隔壁刘存厚统治的川东北地区，田赋就直接预征到民国72年(1983年)，另外田颂尧所统治的川北等县，田赋也预征到民国40年(1951 年)。
结果随着土共中央的到来，川北多地的平衡就此打断，不久便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红军趁此机会在川北打开局面，算是为今年的入川做好了铺垫。
可惜限于全国的总战略需求，红军在拿下广元、巴中等要地之后，便没有继续对南面平原地区发起进攻，而是默默积蓄力量。
可这种潜伏起来的威胁，不仅没有让那些军阀就此止步，甚至为了组建更多的军队以抵御共军，情况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其中最夸张的是广安的杨森，每年都要预征6-7年乃至于11、12年的田赋，去年更是厉害，直接就预征了30多年的田赋，就这么征到了西历1990年。
种种乱象，使得整个川省直接成了随时都可以点燃的火药桶，土共虽然迟迟没有下手，但暗中做的工作可是不少。
再说了，川省之内的这些军阀混战，在饱经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