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葵在零售业向全国进军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理念和管理模式也推向了全国，国内的商家也很快的接受了我们的做法，我们在选择新的地点时候，有严格的选址规定，比如对于当地的人流分布，消费习惯，当地商家的经营状况等，达不到标准我们绝不会在那里开发，这样是为了避免重复发展的浪费，也是保护一些实力虽然较小但是经营还正规的商家，对于那些乱来的商家我们可就不是那么客气了，要么不去理它，要么就要把对手制于死地，我们从南向北扩展，很快的就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市场，当然还是有很多老字号的企业生存了下来，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商业文物，只能保护而不能斩杀，只能改良不能吞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南方的商业经营秩序显然改善了很多。

    面对我们这样的攻势，“沃尔巴”开始反击了。首先，他们竟然放弃了南方的市场，而利用南方发达的轻工业产品的优势，打“物流地域”变动的差价牌。其次，他们在北方各大城市大肆收购和吞并一些经营不理想的地方小型超市，然后腾出空间，合并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中型超市，第三，他们开始在北方城镇建立一系列小型超市，迅速占领市场。但是庞大的连锁公司在中国经营十年后内部**严重，刻意刁难供应商的事件时有发生，各级管理人员吃红包，拿回扣的现象很普遍，动不动就要供应商赞助各种款项，引起的法律纠纷层出不穷，在商品供应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只有一些不法供应商在削尖脑袋往里面钻，他们的行径早就引起了北方一些国字号的老店的不满，但这些国字号的老店苦于实力不济，面对“沃尔巴”的攻势也只能处于守势。

    最早找我们的是北京的西丹商场，后来王府经等老字号也加入，这些商场有着传统的地利优势和供货渠道，也有属于自己的经营场所，按理说成本应该很好控制，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人浮于事，员工成分复杂和盘根错节，大量的内耗促使他们举步为艰，加上“沃尔巴”公司的大举进入，在北方实行的拉网战术，使这些老字号深感双拳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盈利了。三葵在南方的兴起使他们的决策层看到了希望，当我们提出帮他们改造企业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答应了，我们只要求按他们的年利润0%回报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由我们派出，经营模式参照我们现有的进行调整，设备由我们无偿提供。

    我们很快就派出了管理人员，对那些商场进行了技术改造，对员工进行分流调整，上岗前培训等等，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这些管理和先进的设备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在头一年里我们竟然净亏损了15000万元，这一年的业绩叫我们三葵挨了当头一棒。

    我请婕妤去北方调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

    婕妤去了北方，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发回了她的调查报告，大致的问题已经基本搞清，问题还是出现在人和物上面。

    在人的方面，天子脚下的市民背景复杂，真应了那句“宰相仆人七品官”的古话，在商场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会跑到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八杆子打不着的五叔六舅那里去鸣冤叫屈，这些亲戚多少也会又有那么一些同官场上沾亲带故的联系或者自己本身就有那么一官半职，于是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变的十分恶劣，还有一些更差劲的，学着《雍正王朝》里小多子那样，把辫子一甩，拉起横来，竟然公开破坏我们的设备和在公共场合吵闹，内部矛盾又给激化了。

    说道这个地方人的特性，恐怕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有北京人“牛”了，北京作为历代的都城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从巴掌大的地方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奴役和教化人的弱点的最典型的代表，用达尔文的物种竞汰理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帝王时代的北京，如果说真话说直话，那么还能有多少人可以活到第二年？当北京发展到一个繁华的城市的时候，那些做买卖的，脚夫等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和靠山，能够在北京混事由吗？几百年来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北京人的思维模式，首先要“显摆”自己，我（读MU音）家的谁谁谁是谁，想挤兑我们，姥姥！其次要能“侃”，连皇上奶妈的小脚指头上有个痦子都知道，还要能说出是什么色（读SAI音）儿的，第三是要能“圆”，大话讲出去了还能圆回来。婕妤就见到一个小青年在她面前胡侃乱吹，狠不得连凯恩斯都是他哥们，最后说到管理理念连莫扎特都给牵连进去了，把婕妤给郁闷的不得了。所以，同北京油子打交道第一感觉就是云山雾罩的找不着北，面对这样的人群基础我们准备不足，内乱使我们栽了跟头。

    在物的方面，北方原本轻工业产品就比南方薄弱，当地供应商在经营手法和观念上与我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表面上看北方人豪爽率直，其实骨子里是很多疑和狭隘的，而且特别容易冲动，三句话没说好就动了拳头。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举措时，这些供应商如果不明白内中的道理的话，那么他首先是往“坏”的方面想，想你是不是又怎么变着法儿的去占他的便宜，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