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原来船舶局的人员大部分分配到了新的船舶局，人员精干了不少，然后，我去总后找经济学院搞了几个讲师过来，成立了“审计稽核”局，原来搞核算的几个人也归并到这个局，目的就是要在设计的基础上算经济账，算投资效益账，不能把国家的钱拿去打水漂。我还到北京大学找了几个年轻的学生，成立了“规划”局，年轻人想象力丰富，可塑性也大，在这个规划部门不能用呆板的人，也不能用老成持重的人，主官由我自己兼任，目的是要弄出我国0-50年的海军装备的远景规划，弄出各个时期的规划的合理衔接，这些规划从整体上讲是国家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以前这些规划是海军弄的，但是海军对于装备方面是与科研和生产脱节的，许多规划和计划带有强烈的虚拟的意味，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脱节也同样存在于空军和陆军，使很多研制的装备还没有上马就被否定了。作为使用部门，应该提出远景的战略和战术要求，至于怎么弄出来就是我们装备部的事情了，只有这样的体制才能保证我们最大限度的使用我们的资源和财力物力，才能保证我们大步流星而不是小步慢跑。其他的常规部门按照够用的原则，按照一职多能的原则，绝不养一个闲人，绝不许人浮于事的现象再出现。

    我们船舶部的调整动作也深深的刺激和影响了整个装备部，有了我这个高参不断的给韩名山出“歪”点子，他底气足了不少，好歹我还兼着副部长哪，类似于船舶部的这样的调整在总装各部都开展起来了，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阻力，那个不知死活的分管组织的政治部副主任阚蔡黉居然凭着资历和同丁海的老乡关系想顽抗到底，最后只好请他“离休”了。三个月后，总装的功能效率大幅度提高，而人员却减少了五分之一，工资开销下降了5%，原因是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多半还是高薪，而那些能干的编外人员工资是很低的，为此，韩名山在总装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感慨的说，

    “不整不知道啊，一整吓一跳，远的不敢说，就说我上任的这一年，可就是白白的吃掉了国家军饷50多万啊，以前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我很惭愧，我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上级，更对不起那些在边陲爬冰卧雪的战士！”说到这里韩名山真的是动了感情，有不少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在台下也难过的低下了头。

    “我不能说我们现在的机制就是健全的了，但是从现在起，我会严格的把握我们总装备部的一分一厘，我会严格管好我们总装备部的一兵一卒，大家要振作起来，高科技战争靠的是装备，我们再这么混下去就会被开除军籍、党籍、国籍、甚至是球籍。如果说，我们同世界先进国家的装备的差异还很大，那么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军队装备的研制、使用和开发上的管理差异更大，国际形式的严峻使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东亚联盟在经济上是世界的强者，但在军事是弱者，等到美国缓过气来，等到欧洲发展起来，我们还会有这样的和平环境吗？因此，每一位部门主官从现在起必须学习管理，军队也是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必须加强管理，管理是我们部门的效率倍增器，在这方面部里决定，每周利用业余时间给大家充充电，我们几个部长副部长也要学习，也会给你们讲课，尽管我们有时也是弄不明白，但是有了这种压力，我们就会去认真的学，认真的去记，认真的去教。”韩名山的讲话博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他自己也激动的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韩名山在总装的整顿得到了军委的充分肯定，其他总部也效法我们开始了机关调整，这里面后来也出了不少热闹，也使各总部的一些领导人发生了变动，不过那都不是咱关心的事情，在这里也就不提了。

    我回到部队来，关键还是要造航母，光说不练是假把势，在装备部紧锣密鼓的进行调整的时候，我一刻也没有闲着，我把701至719所的所有总设计师主力设计师都请到了北京，向他们展示了我们原来的设计构想，提出了新的课题，这次与以往不同，在对方选择课题的时候，预算方案不能由着他们来，而是我们要稽核了，我养的那几个经济学专家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用现代稽核理论很快就把这些漫天要价的研究所给挡了回去，从**的大清朝遗留下来的予十用三的陋习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这也促使这些研究所学着用经济规律去规范各项研究，促使他们对内部的结构进行了调整，知识分子的思维是敏捷的，这些研究所本来就是半军半民的，商业化思想比我们部队要多的多，精打细算的能力也远远高于我们，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这些研究所给搞定了。

    我们在定单布局上也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对一些企业定单进行了调整，武船不再制造常规潜艇了，因为效费比太高，单单是实验和舾装的往返费用就占了整个成本的10%，而且武船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生产大型常规潜艇和核潜艇，这就极大的限制了武船在潜艇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原来把武船作为重点潜艇的基地是因为我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有海无防，为防止我们的潜艇工业胎死腹中，所以才把这样的项目建立在内地，连最早的潜水实验都是在云南的滇池进行的。现在，我们的海防自保已经无问题了